不自觉地服从某种安排…台湾的过去,永不对话的困境

2020-06-14

不自觉地服从某种安排…台湾的过去,永不对话的困境

昨天快闪台北,刚好碰到被共享的经济:不当党产在台湾|8/24-25 快闪特展 ,也认为自己对于不当党产的细节理解太少,就留下来听了演讲。我个人比较偏好第一场,所以大概记录这场的收穫。

「 档案说故事,让真相重回你眼前」座谈会由国史馆陈仪深馆长开场,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博士后曾令毅、文史工作者凌宗魁老师,以及国立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李福钟老师三段分享。其实有些内容有重叠,但大抵不脱离在史料基础上分享党产的发现。

像是凌宗魁老师和李福钟老师内容互补,让我大概可以理解戏院从日产变党产的过程。在日本时代的戏院多是盖在精华地带,照理说日本战败后,这些都会收为国有,但国民党藉着执政优势,在行政长官公署的协助下,将十九家日产戏院作为设立登记的资本,并以转帐名义将此移转登记为中影公司所有。较小的戏院会被转卖赚一手,像是在万华的芳明戏院;也有台日共同持股而遇到纠纷的冈山镇共乐戏院。当然也有因故未被接收的,像是苏澳戏院,因为巧遇颱风受灾而成为唯一一间没被接收的戏院。

比较大的像是台中戏院,则由国民党经营,让电影院的营收划为党所有。然而,1970年代电视普及,台中戏院生意每况愈下,因而在1977年停业,并改建为百货公司大楼。被卖掉的戏院牵涉许多土地买卖与利用价值的算计,釐清是一连串複杂过程。 近几年,最受大家关注的应该是贱卖出售的三中案(中影、中视、中广)。

除了中影,中视与中广也是党营企业。无线电视频道在当时只开放三台,俗称「老三台」。台视为省政府经营,华视为军方经营外,中视则由国民党以「民间团体」的身份掌握经营权,并挂在中国广播公司底下。

中广可以从很多角度讲起。在日治时期,台湾广播事业被日本殖民政府视为社会教化的重要工具,肩负重大政治使命。因此在1928年,台湾总督府设立台北放送局开始推展广播事业;而后陆续在数地建立放送局。到了战后,国民党接收日本台湾放送协会多处电台设备与土地资产。

在训政体制下,国民政府应为「代管」,行宪后中广如果要继续使用广播机构,需要重新颁布法源依据,或建立双方的契约关係。

不过最令人震惊的,还有中广总部产权移转过程,从中可以看见国民党势力和其庞大。当时,国民党为了取得台北市区(台北市仁爱路三段与建国南路口)的土地产权,中广于 1955 年发文给交通部,希望交通部能提供中广文件,证明中广依法可以接收原日本台湾放送协会的房地产产权。

交通部接手后,辗转交由财政部处理。当时的财政部长,也是国民党中央财委会主任委员的徐柏园,去文行政院祕书处。行政院接到说明后,交代交通部长袁守谦在 1 月 21 日开出了一份 「交通部证明书」。中广凭藉着交通部的这份证明,向台北市政府办理土地产权登记。于是,中广在 1958 年取得台北市大安区这片 6,416 坪的所有权状。

1998 年底,中广以新台币 88 亿元,将仁爱路总部这块土地,卖给国民党中央投资公司(简称中投)。隔年,中投再以新台币 90 亿元转卖给三重的宏泰集团。接着,宏盛建设公司在昔日中广仁爱路总部的这块土地上,推出号称台湾最奢华的住宅群「帝宝」。

各个建筑命运大不同,有些被拆迁转卖成了房地产物件,有些变成国民党服务处。如果说要一个比较明显的对比,凌老师提到林百货与菊元百货的对比,我认为满具体的。

林百货属于「公产」,国民党政府来台后,虽然也经历警军方与市政府等单位轮流进驻,但等到这些单位都撤出,仍能回到市政府手中,在台南市政府修复后有了现在的面貌,也成为台南市知名地标。

然而,同时期兴建的菊元百货,却「莫名其妙」变成党产,接着成为「中华国货公司」、「军人之友社」,最后再几度转手后成为私人产业。在前几年年许多文资工作者努力奔走,希望菊元百货能被政府认定为古蹟,但审议后仍只被认定为「历史建筑」,之后是否能被妥善保留令人担心。

讲到民众服务处,曾令毅老师也提到目前在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主题与农村相关。这要 1950 年代,那时国民党检讨为何失掉中国,也思考如何在台湾利基脚步,建设反攻基地。因而开始广设民众服务站,并推动基层民生建设实验运动,像是设立晒穀场、建置自来水系统等。

这个计画,从 1955 年开始,1965 告个段落,遍布 515 村里,约佔全里数 7.7%。可能觉得很奇怪,为何不直接请国家拨经费给各个市公所,让行政单位执行?推测背后另有考量。

在过程中,国民党除了能调查民众的需求也为了组织民众运动,这也是为何国民党需要跳过正常行政体制,由党执行,以此替自己建立良好的印象。可以说那时的国民党是以国家资源为自己建立在地服务,争取其好感与信任,累积基层实力,最后得以收拢派系,甚至绑桩。

除了民众服务站,曾老师也提到妇联会,而这也是他研究的起点。他秉持着对选举与贿选议题的兴趣,又恰逢 2010 年高雄县市党部合併时,行政转移的过程流出许多文件,曾老师无意间看到国民党要求妇联会成员成立助选团、指派妇联会成员与国民党建立联繫,以便运用党外职务之便展开助选工作等描述。因此开启了对于「妇联会」的题目。

探讨妇联会时,无可避免提到其财产来源。党产许多来自劳军捐,那到底是谁提倡的?我后来在 1986 年 10 月《传记文学》第 269 号黄及时的小传找到些蛛丝马迹。黄及时是首任台湾省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兼台北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在自传中有段提到「……黄氏得夫人容金善献议,提出以进口结汇每一美元,附劝新台币五角为劳军捐款之方式,向政府申请,1955 年,获准办理。(后略)」

那容金善是谁?她的「献议」真的能推动一切吗?这都是值得追究的。根据 1952 年 9 月 11 日《徵信新闻》的报导,黄及时之妻容金善时任妇联会常务理事。综合两笔资料,妇联会常务理事容金善向丈夫黄及时献议,向政府申请办理「劳军捐」,以换取放宽民间外汇额度。这个「劳军捐」所得的 2/3 给妇联会,1/3 给军人之友社。由此可以推测,进出口商业同业公会申办的「劳军捐」,和妇联会密切相关。当然,这无法指认蒋宋美龄在后面授意。不过能获得政府採纳而成为定制,且妇联会是最大的获利者,当中的关係不言而喻。

除了民众服务站与妇联会,其实还有很多物件可以继续往下追,像是中华航空、妇女会。让更多档案出现,带动更多研究与讨论,才有机会梳理过去,连结现代,进而更新与修正过往的历史叙述,并建立友善讨论环境,而不是流于情绪性的指控。

这场座谈分享的是较为具体的案例,实际追查得案件非常多,根据我的学习单上笔记(写好久,好久没写学习单了),目前已作出十五个处分,应收归国有的总金额有 688 亿余元。

不过,国史馆陈仪深馆长这场座谈开场说,昨日开幕时有参与者认为,三年来转型正义成果是不佳的。可能是因为追讨的钱多,但是实际入库的钱太少等。馆长的回应是,党产追查过程釐清真相是大工程,台湾现在要走的是曲折的改革道路,而不是革命后的清算,许多案件要走司法途径,当中受到政治、历史与法律的拉扯。

那种拉扯,在李福钟老师最后的分享中,我感受特别深刻。大意是,我们必须知道党国不分的威权时代,过去的人们是不自觉地服从某种安排,这是活在 21 世纪的年轻人没有的经验,而无法直觉体会的。不过人可能会因某个事件而觉醒,有人启蒙自美丽岛事件,对李老师来说,是陈文成事件发生之后,才开始认为「我不必忍受/活在这种氛围」,政治思想才开始翻转。

不自觉地服从某种安排…台湾的过去,永不对话的困境

后来有人转过来投身野百合运动,争取民主。但也有人不转过来,民主化政党轮替后,那熟悉美好党国结合都不见了,许多人怀念过往「美好的两蒋时代」,而产生失落感。历史流转,五年级生们选择不同的方向 ,以不同的认知基础思考台湾,这形成那辈人永不对话的困境。我猜测,这也是为何,老师在结尾提到,年轻人虽然无法感受,但可以认识与记忆台湾民主化的历程,并传递到下一个世代,因为这可能是促使对话的共同基础。(难,真的难,每次讲到都会情绪高涨,基础归零呜呜)

QA精选

第一题:

问:马英九执政时同为国民党党主席,民进党执政时,蔡英文也曾任党主席。那要怎幺看待不同时空脉络下,国家元首兼任党主席这件事?

答:我(李福钟老师)认为关键的是界线的分辨,也就是现今中华民国体制是否以党领政。现况党国分际是相对清楚的——总统是人民选举产生,对全民负责,党无法干预行政。

不过约在 1988 年左右,蒋经国死之前李登辉初期,党国之间的关係仍以党领政,党完全控制政府机构。如果与我同年纪,大概会知道那时的部队里有辅导长,里头不时召开党会议;校园有知青党部,你可能因为是外省家庭,而被教官拉入国民党。

我有个特殊经历也跟大家分享。因着国发会的计画,我有机会到各个政府审查档案,辨识哪些要编列为永久政治档案。在外交部的库房,我惊讶地看到目录有着「党文」的系统。也就是在一个行政机关里,除了国家既有的内部公文,党的公文也能被平行送出,这让我非常惊讶。

民国八十几年,李登辉还是总统的时代,我有个在行政院当基层公务员的朋友。那时他们这些基层接到命令,除了行政公文要另外协助党文。但我朋友不是党员,他会困惑。这时的台湾已经进入民主化时代,有些基层不满,不愿意配合,因此后来的党文由具有国民党党员的职员接手。

在各处皆可看见党国结合的紧密,尤其是戒严时代不可能组新党,仅有一个党,被称为一党系统。你说那时有中国民主社会党与青年党,但这两个党的经费来自国民党的「反共宣传费」(还不是由国民党支出,是由国库出),可以说是粉饰一党独大的「花瓶政党」。

那时的党国一体 ,无视政治伦理与宪政规範,党机器放进军队与行政机关,是现在没有,也难以想像的。不过现在政党是选举机器,党国分际越来越清楚,因此我认为现今总统兼党主席,在不违背宪政体制下是可以的。

第二题:

问:

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是行政院成立的任务编组机关,那如果因立委改选而被冻结经费,党产会该如何继续运作?

答:

党产会有一定的法律基础,除非国民党立院票数过半数而有新花样,这可能另当别论。不过我认为这件事要回到社会,近几年有越来越多人关心党产问题,也认为这需要解决,这会形成一股制衡压力。

党国的概念从苏联开始,用革命党与党政军一体的模式巩固政权,这是与西方不同的另套价值,或许过去他有存在的理由——像是对抗共产党。但若再台湾仍继续戒严,许多接受国际思潮的台湾人也无法接受,从渐增式的政党体系可见一斑。

不过许多的伤害仍存在,人的财产乃至生命。因此,这社会需要转型正义弭平历史伤痛,而转型正义有几个面向,不当党产是其中一个。这议题需要民众关注,并在选举时刻以选票表达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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